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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写新时代“教育戍边”的光辉篇章******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石河子大学】

续写新时代“教育戍边”的光辉篇章

——石河子大学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光明日报记者 李 慧 尚 杰 光明日报通讯员 宿闪闪

　　血脉中流淌着兵团人的红色基因，肩膀上扛起维稳戍边的时代重任。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喜讯传到祖国边疆，石河子大学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

　　组织师生收听收看盛会学习领会精神，开展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吃透精神实质，结合工作实际召开部署会议谋划蓝图，组织广泛宣讲振奋精神，将精神内涵融入“大思政课”入脑入心……一系列特色活动，让全校涌动起奋进新征程的激情与力量。

　　石河子大学师生纷纷表示，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把服务兵团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责使命扛在肩上，以实际行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踏上新征程，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再出发，这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这是沉甸甸的历史责任。我们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上展现更大作为，以实际行动加快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

石河子大学校园美景。资料图片

　　11月6日，在石河子大学2022年秋季战略研讨会上，校党委书记柴真结合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就开创学校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提出要求。各部门和学院负责人对标对表党的二十大确定的宏伟蓝图、目标任务和学校事业发展实际，提出具体工作目标举措。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动员会、毕业生就业工作推进会、迎接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推进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峰论坛……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一场场工作推进会、专题研讨会在校园迅速开展。

　　石河子大学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推进实施学校“十四五”发展规划、加快“双一流”建设、推动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等中心工作紧密结合，围绕“学习新思想，树立新目标，指引新发展”的思路，科学谋划、精心部署学校各项事业发展，切实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到办学治校的各方面、全过程。

　　围绕棉花全链数字化，石河子大学“科创中国”新疆兵团数字棉花区域科技服务团又开始了新一轮技术攻关。该团队以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学庚为首席专家，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张若宇为团长，已经在棉田信息感知、棉花采收信息监测、棉花品质快速检测等技术与装备方面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促进了兵团乃至全疆区域农业数字化、智慧化发展。

　　张若宇表示：“作为一名扎根西部边疆的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将继续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在棉花生产全程数字化研究与应用方面进行科技攻关，不断开拓创新，为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大思政课”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入脑入心

　　“要找准与课程相关的知识点，采取启发式教学、案例式教学等多种方式，把党的二十大精神有机融入教学中。”“讲解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表述、新观点、新部署时，要加强理论研究宣传阐释，引导学生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和方法。”

　　连日来，马克思主义学院概论课教研室的教师们在线上齐聚一堂，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进行集体备课，就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破解教学重点难点、优化教学方式方法等展开了热烈研讨。

　　石河子大学“兵团精神育人——名师思政导航”思政课在石河子军垦第一连进行授课。资料图片

　　为发挥思政课立德树人主渠道作用，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教研室多次组织教师开展集体备课，设置了15个相关专题进行内容解读与阐释，并开展“二十分钟呈现党的二十大”实践活动，组织学生结合专业分组学习讨论党的二十大精神，并将学习成果进行汇报展示，积极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课程思政是高校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有效途径。12月10日，一场别开生面的课程思政大赛在药学院举行。参赛教师用心提炼专业课程中与党的二十大报告相关的思政元素，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专业教学。深入浅出的解读阐释、潜移默化的真情融入、贴近青年的语言表达，赢得观赛师生阵阵掌声。

　　在交流中碰撞思想，在探讨中凝聚共识。10月16日，生命科学学院师生分别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塔里木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师生相聚“云端”，共学党的二十大报告，并结合自身实际进行深入交流。石河子大学学生王海楠表示，作为生科学子，要思考如何发挥专业优势，将科学研究应用到生态文明建设当中，切实提升自身学术素养，立足兵团、扎根边疆、坚守初心，真正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与此同时，石河子大学“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2022年主体培训班以“学习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为主题，开展系列学习教育活动，以“理论学习+社会实践+志愿服务+课题研究+挂职锻炼”的丰富形式，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入脑入心。

　　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从交流研讨到专题培训……富有特色和成效的“大思政课”，把“冒着热气”的党的二十大精神第一时间送进了教案、课堂、学生头脑，为学生们点亮理想的灯、照亮前行的路。

　　丰富形式让学习贯彻更有实效

　　飞扬的歌声，吟唱难忘的岁月；美丽的舞蹈，献给伟大的祖国；经典的诗歌，歌颂美好的时代……10月21日，图书馆机关党支部开展“庆祝二十大，礼赞新时代”主题党日活动，师生们畅谈生活变化，用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歌颂党的光辉、祝福伟大祖国。

　　连日来，学校各级各类党团组织策划的一系列特色主题党日、团日活动陆续开展。药学院机关党支部组织“学习二十大，全面争优先”知识竞赛，生命科学学院学生党支部开展“青春告白祖国，党员声声入人心”告白祖国活动，体育学院团支部组织观看纪录片《领航》……一场场活动实现了组织化学习全覆盖。

　　与此同时，各类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题的校园文化系列品牌活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结对师生诵读、“我与新时代”主题故事优秀征文朗诵比赛、手工艺品设计大赛、红色主题美术作品展、书法篆刻作品展……学校积极克服疫情影响，开展了不同角度、多样形式的线上活动，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更加生动、更有实效。

　　学校团委还充分发挥学生社团在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加强大学生思想引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立项了“学习二十大，筑梦新时代”多语种宣讲、“学习二十大，京韵润边疆”传统文化展示等33个社团品牌项目，以社区宣讲、文艺展演、志愿服务等形式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

　　“党的二十大已经绘就了宏伟蓝图、吹响了前进号角。”校长代斌表示，“石河子大学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围绕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学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续写新时代‘教育戍边’的光辉篇章，为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贡献力量。”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9日 05版）

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